变节和守节，是方向和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，如果说连接两者有一个节点的话，那就是气节或节操——一种坚持正义的志气和有所不为的操守。历史经验表明，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就是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。1947年9月，中央军委在关于情报保密办法的补充规定中强调，要加强政治教育，提倡阶级气节。何谓政治气节？罗青长之子罗援在一次隐蔽战线后代聚会上，用“忠诚、无畏、慎独、机敏、能干、互助、奉献、忍辱”16个字概括了党的情报工作者和保卫人员的特质，可以说这16个字也是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的概括。
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滋养。当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“不为利动，不为威劫”等精神营养经过世代培育、弘扬、传承而成为社会风尚时，守节者无不以此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，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，气节成为他们的力量源泉。同样，“以俭立名，以侈自败”“俭为德之恭，侈为恶之大”就成为检验人品最好的试金石。变节者缺乏这样的节操，自然会经不住考验而成为遭人唾弃的背叛者和告密者。
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通过教育和榜样力量的感召逐渐培养起来的。皖南事变后，一方面周恩来安排部分党员干部撤离重庆，另一方面自己带头率领少数同志坚守在八路军办事处。面对国共合作破裂、随时有被袭击甚至抓捕的危险，他对留下来的同志们说：“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坐牢。我们在牢里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……要做最坏的准备，要准备牺牲。要牺牲，我们一块牺牲。”他还讲了广州陈铁军、周文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故事，读了叶剑英纪念方志敏的诗，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，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气节。南方局的同志回忆说，这种政治气节教育是周恩来在1941—1942年经常做的，连躲避日寇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，经常在防空洞里讲革命先烈的事迹。
1931年2月，何孟雄、林育南、李求实等20多位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被杀害。李求实在提审时正气凛然地宣布：“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，这样的人，你们永远杀不完。”1931年10月，王若飞被提审，敌人要他说一个字“招”就免死，说“不”马上送他回“老家”。王若飞回答道：“现在还啰唆什么？我再对你说一遍，‘招’字早已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。”1933年5月，邓中夏把审讯现场当作战场，针对敌人“危害民国”的“有罪”指控，历数国民党一枪不放地丢掉东北大好河山，反问谁在“危害民国”。敌人知道邓中夏在党内受到王明等人的错误打击，想利用这一点通过“政治说服”软化他的斗志，遭到邓中夏的严厉驳斥。面对敌人的以死恫吓，邓中夏坦然回敬：“我没有进来的时候，倒想着有一天会进来；现在进来了，倒从来没有想要出去。”还有广西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人，面对刑讯，坚贞不屈，为了保护党的秘密，集体自缢牺牲；吴建业烈士在马家洲集中营里受到酷刑后，写下了激昂的诗篇：“皮肉给他吧，骨头是我的！就是骨头碎了，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！”“上前去啊，同志们，跨过我们的死尸，请不要忘记，当明天你们凯旋归来，在我的坟上，可以采摘一朵鲜花，请插在你的枪口上，把它带给世界劳动的人们，因为这是我的唯一的遗嘱。”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普通战士，革命前辈们都战斗在第一线，冲锋在前、撤退在后，临危不惧、处变不惊，果敢坚毅、沉着冷静，拒绝腐蚀、洁身自好。特别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，他们隐姓埋名，常常一生困苦，孤独无援，还要面对家人的误解、同志的怀疑，甚至有的因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。但是，他们不计较荣辱得失，不沉湎个人私情，无私无畏，忠诚奉献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和优秀保密工作者的可贵品质。
（转载自《保密杂志》）
